一、为什么要招贤纳士、博揽人才(1/4)
现在,人才问题已经引起各级干部和宽大群众的广泛器重,并成为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个问题不会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会产生在打倒“四人帮”反革命团体之后的一两年内,是产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进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反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定成果。诗人龚自珍曾说,“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国民要富饶,国家要富强,中华要振兴,就必定请求涌现出一大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各种有作为的人才。可以说,没有人才,我们的经济就不会振兴;没有人才,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就会化为泡影。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升平昌盛之世,总是伴随着大批人才贤士的涌现;凡是有作为、有建树的历史人物,对人才问题总是高度器重的。像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卧龙”等故事,已为大家熟知,成为千古佳话。这里,我想再讲一个古人荐贤用贤的故事,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他的用人政策,历来被后人所称道。他当天子后,要大臣封德彝负责推荐贤才。可是几个月过往,封德彝一个人才也没有推荐出来。他不仅不举荐,还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立即驳斥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意思是君子选用人才比如应用器物,应当各取所长,因人而异。不这样,难道还能向其他朝代往借人才吗?你推荐不出人才,只能阐明你不识人才,怎么能说没有人才,这不太贬低天下之人了吗?唐太宗排除阻力,广开才路,不拘一格,提拔新人,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创造和重用马周。马周出身卑微,家境清贫,借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做门客。有一次,唐太宗请求大臣“极言得失”,就是让大臣们给天子提意见,马周替常何写了一个有20多条意见的条陈。唐太宗看后大为观赏,当他从常何嘴里知道是马周所写时,立即派人往请,由于来得慢了,他还派人往催。唐太宗亲身同当时仅29岁的马周谈话,认为他很有才干,就安排他在门下省当官,以后不断提拔。马周赞助唐太宗处理了很多复杂事件,成为一时的名臣。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广开才路,重用贤才,使得他统治的时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升平时代,涌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从现代来看,人才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已为很多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史所证实,同样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所证实。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我国国防尖端产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当时还在美国的钱学森想返回祖国。美国海军部次长金波尔电告美国移民局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重要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那位金波尔,固然对中国国民颇不友爱,但却有一点可取之处,他说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阐明他很懂得优良人才的宏大价值。这方面的事例报刊杂志屡有报道,大家都曾看到,我不再多讲。
下面,我想着重从我县的情况,来谈谈人才的重要性。
我县仅有大专以上毕业文化程度的379人,加上自学成才或中专毕业后取得技巧员以上职称的256人,其中助理工程师以上的138人。人才不足,已成为阻碍我县经济发展的一个要害性问题。特别是经济部分,除少数企业暂时能够搪塞局面外,大多数企业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科技人才和技巧骨干气力不足的局面,有的甚至到了连正常生产都无法保持的地步。举几个例子:我县制酒厂是个亏损严重的企业,生产酒总是赔钱,目前贷款已达108万元,每年仅利息就将近10万元。这样一个企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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